孔子说：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无忧，智者无惑，勇者无惧。

对于批评者而言，自然法理论似乎是源自某个古老且根深蒂固的混淆，而现代社会却已战胜这个混淆。而德意法西斯的胡作非为，在二战后的审判中让法律的道德性凸显出来，富勒与哈特的论战即起于此。

晋朝人傅玄也从人性善恶来理解道德与法律：况人含五常之性，有善可因、有恶可攻者乎？人之所重，莫重乎身，贵教之道行，士有仗节成义、死而不顾者矣。以此八议之人犯死罪，皆先奏请，议其所犯，故曰‘八议。[72] 参见登特列夫的归纳。伦理义务是上述立法机关所不可能规定的义务。道德与法律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并重不难理解，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设置，强分高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。

即同邑落，邻居接续，而被强盗及杀人者，皆须递告，即救助之。道德与法律都不可不有，但是道德和法律又各有所施，不可乱用，这一点东汉的崔寔说得明白：夫刑罚者，治乱之药石。北洋政府的几个后继者，民主的高调都是要唱的。

这样看来，孟子荀子的学说似乎便分出了高下。随着国内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形势的好转，1953年1月决定修订宪法并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这种指责，不无事实依据，这里暂不辩解，留待后面再议。对案子的起诉与审理，有了具体的制度安排，并有了诉讼费的收取。

在刑的执行上，有了坐牢、戴刑具、绞缢、陈尸等新的记载。[5]周朝是在商朝的荒淫残暴中取而代之的，它的形象一开始就有道德至上的意味，因此，明德慎罚成了周朝的立法原则，礼与刑结合的法制特色，不只是周朝所独享，也开了中华法系礼法并用、德主刑辅的先河。

扁鹊攻于凑理，绝邪气，故痈疽不得成形。比盐铁论者稍后一点的刘向写到：治国有二机，刑德是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百废待举，万象更始，首先废止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，着手新中国的法制建设。而统治阶级也有自身的阶级利益，利用权威性、唯一性的强制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，这本身就是法制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在民事法律方面，诸如契约、婚姻、继承等都有明确的规定，不过主要反映在周礼中。争则乱，乱则穷，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、给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穷乎物，物必不屈于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，是以礼之所起也。[39] 《晋书·刑法志》[40] 参见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制发达史》第128—214页。一说是《九刑》是刑书九篇，为周初所定。

近日看到北京大学考古学家赵辉教授的文章良渚的国家形态，认为良诸在五千年前就出现国家了。式者，其所常守之法也。

而治未形，睹未萌，好善兴德，又何其理想。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。

[66] 所以斟酌损益之者， 至纤至悉， 令子孙守之。据说还有炮烙、醢脯、剖心等酷刑。[63] 参见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制发达史》第330—374页。我们有着这样悠久优良的政治传统，怎么能让西方民主趁虚而入，登庙堂之高而藐中国传统政治之小呢!而西方民主，虽在古希腊古罗马有过短暂闪烁，不久就湮灭了。文革后的其他法制建设有了大的发展，1979年6—7月，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》、《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》、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、《人民检查院组织法》、《刑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》七部法律，至1986年，又有《民事诉讼法（试行）》、《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、《经济合同法》、《森林法》、《专利法》、《商标法》等先后出台，此后的法制建设仍是方兴未艾。但他把对他人的礼让看作对自己的刑，把对他人的争夺看作对自己的礼，则又太别出心裁了。

第二个是民主录入宪法，这可是心腹之患，而且还因为人们对民主甘之如饴而更显严重。回望这一段历程，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中华法系的根本抛弃，大量接引西方成法，而实际的法治效果却不敢恭维，这难道不会贻数典忘祖之讥，罹食洋不化之疾吗？二 反思中华法系的反动我们谈对中华法系的反动，是指对中华法系的否定，反动一词，取其中性词义，不含价值判断，系指其对中华法系的反作用力。

但从深度上说，却让道在人类社会的彰显达到前人不曾企及的深度，因而成其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文科学的高峰。[81] 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295页。

更有特点的是春秋决狱的出现，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。相反，商品经济的破坏性，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，却让人们感受颇深。

就法律制度而言，满人入关之后，就开始修订律法，直到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完成，经近百年，成其《大清律例》。管子的道者，扶持万物，使得生育，而各终其性命者也。[50]仔细评赏这场辩论，应该说抗辩双方都有一定道理，文学贤良的一句治乱不在于民，而在于君，道尽了多少真理，足以传世。是以砭石藏而不施，法令设而不用。

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37—41页。梁在《永明律》的基础上修订为《梁律》，但仍是《晋律》的旧规。

明法重刑，让法律简单明了，众人皆知，同时加大处罚力度，使人们畏法知威。另有赎刑，可以通过交纳财物而减刑或免刑。

对于人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（不管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是否与商品交换有关），在中国是以礼的方式来规范和调节的。举朝野命，一听武夫宦竖之手，良可叹也。

[64]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蛮族入侵而最终取得统一帝国的朝代，在入主中原以前，蒙古大军就横跨欧亚，取得军事上的非凡成就，在文治上则乏善可陈，在法制建设上亦是如此。而致人获罪的罪名，通常是偷盗、杀人、贪污、不孝、不敬等。荀悦：《申鉴·时事》[54] 荀悦：《申鉴·杂言》[55] 葛洪：《抱朴子·外篇·用刑》[56] 杨又：《刑礼论》[57] 傅玄：《傅子·法刑》[58] 转引自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制发达史》第208页。以后八二《宪法》又作了多次修改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历次修改最重要的内容是对市场经济的认识、承认、运用、突出、强调的依次递进的过程。

张晋藩主编：《中国法制史》第18—22页。二 初创期中华法系的法理及特征中国法律的刑起于兵，很好地说明了恶的对立引致了法律的出现，在战争中，双方以暴制暴，不可能出现对立之统一，但这种暴力形式，最初是以消除恶的对立为目的的，双方以暴制暴，胜出的一方消灭了对手，实现了自身的同一性，结束了恶的对立。

这个《共同纲领》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，其中第一条规定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，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、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[48] 《汉书·刑法志》[49] 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，朝廷每有大议，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，问其得失，于是作《春秋决狱》二百三十二事。

二 中华法系衰落期的法理分析中华法系以《唐律疏议》为标志，达到它的高峰期。而且对统治者而言，还一直存在这样的诱惑：以国家法制之名，行残贼老百姓之实，从而满足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。